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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学会 2015-02-08 14:31:41 作者:SystemMaster 来源: 文字大小:[][][]

 

民族哲学研究回顾与期待

——在西南民大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上的发言

 

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学会顾问  佟德富

 

    首先,热烈祝贺国家民委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西南民族大学“少数民族哲学思想与文化传承创新研究基地”的创立。

    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可以追溯到1979年在济南召开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当时在会上,内蒙党校的蒙和巴图(蒙古族)和中央民族学院的果吉宁哈(彝族)提出,现行的中国哲学史没有包括少数民族哲学,应该改称“汉族哲学史”。这一尖锐的提法,受到与会领导和专家的重视。同年628日中央民族学院政治系负责人邓祥在《光明日报》发表题为“建议重视我国少数民族哲学思想研究“的文章。1981年成立“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学会”,1983年成立南方学会,1992年合并为“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及思想史学会”。

    30多年的发展中,有一个质疑一直伴随着少数民族哲学研究。北方学会成立之初,就有人提出“少数民族有没有哲学”的问题,甚至有人断言:“少数民族没有哲学”。到本世纪初,则又以“少数民族哲学合法性”的形式提出了同一个性质的问题。1982年我发表了一篇《谈谈少数民族研究》的论文,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和研究工作才刚刚开始,回答不太令人满意。2002年李兵和吴有军在其发表的《少数民族哲学何以可能?》一文中指出:“无论是承认还是否认少数民族拥有本民族的传统哲学,都是鉴于传统教科书哲学知识论的哲学观所做出的判断,而这种哲学观是不适宜于关照少数民族哲学的”。2004年李兵在《少数民族哲学:何为?为何?》一文中又明确提出,“少数民族哲学只能在‘生存论’哲学的意义上才能得以‘敞开’,少数民族哲学研究只有超越知识论的哲学观才能够获得充分的学理根据和理论资源”。2009年宝贵贞在《从合法性到新范式——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困境与出路》一文中,在肯定少数民族哲学的基础上指出,“应当把少数民族哲学的研究界定在哪些方向,有什么可供运用的‘文本’资料、怎样区分少数民族哲学研究与少数民族宗教学、民俗学、人类学研究,特别是在与这些研究共同研究的‘文本’时,怎样保持哲学研究的特点,即保持独特性、合法性问题”,以及“如何借哲学研究的新范式并在立足于少数民族文化‘返本开新’”,并明确提出我们应当“通过民族哲学研究范式的转变,使少数民族哲学真正成为少数民族文化活的灵魂,从而使少数民族文化走出一条‘返本开新’的道路”。她在2011年发表的《论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写作范式问题》一文中,又对少数民族哲学史写作范式问题作了专题论述,因时间关系,不再赘述。所有这些,无疑对于我们今后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借鉴和推动作用。在这里,我之所以要回顾这些历史,主要是想说明如下两个问题:

     第一,“少数民族哲学合法性”问题,对于民族哲学研究来说,是一件好事。因为,“问题是开启任何一门科学的钥匙”。“合法性”问题可以更加激励我们的科研队伍用加倍的努力和更科学具体的成果来证明少数民族有哲学是毋庸置疑的。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民族哲学研究的提出,不只是适应改革开放以来政治需要的推动,更主要是从学术的角度和理论研究的需要而提出的,他说明了少数民族意识的觉醒。所以,才会提出“中国哲学史没有包括少数民族哲学”,“应改称为“汉族哲学史”这样尖锐的问题。说明“中国哲学史”不全面、不系统。这才是我们质疑其合法性的关键所在,而不是欧洲文化中心主义立场那种质疑。从上不难看出,少数民族哲学合法性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哲学观的问题,是如何理解少数民族哲学以及研究的原则和方法问题。“中国哲学史”在100多年的学科发展中,虽然时有“合法性”问题的困扰,但并没影响在中国哲学界产生众多完全可以与西方哲学界媲美的杰出学者、大师和汗牛充栋的传世之作。少数民族哲学研究亦然,30多年来,研究实践和成果证明,民族哲学研究的指导理论和成果,不只是“知识论哲学”一种,从“生存论”即从生存论实践和各种文化结构和层次中认识民族哲学的学者和论著也是很可观的。我相信,通过“合法性”问题的不断讨论和深入,会有更多、更系统、更全面的民族哲论著问世,使“中国哲学史”真正成为“中华民族哲学史”。

    第二,我希望我们的这个研究基地能够创造一个独立、民主的学术环境,形成一种自由辩论的学风和文风。

    有句名言说:“问题是开启任何一门科学的钥匙”。我们知道,争论是真理战胜谬误,新学说取代旧学说的必经之路.“争见高低、辩分优劣”此之谓也。学术思想总是在争辩中发展的。正如东汉王充所说:“两刃相割,利钝乃知;二论相订,是非乃见”。纵观科学发展的历程,质疑、发问、评论、商榷、讨论,甚至挑刺、发难等,实乃科学发展的推进器和杠杆。

争辩是使认识由片面到全面,由现象到本质的诱发剂和牵引机。荀子提出“君子必辩”的主张,认为“辩说”是明辨是非,尽快解决问题的好办法,他常常把“辩”与“治”相提并论,提出“辩则速论”,“辩则尽故”。我们不必翻阅别的学科的发展史,只要看看中国哲学史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和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30多年的历史,就足以说明这些道理了。

所以我主张,首先要树立一个好的学风和文风,以促进学科研究的正常发展。为此,我建议我们这个研究基地的民族哲学研究应做好如下几个方面工作:

 

    一、继续做好通史研究

    30多年来,已经陆续出版了蒙古族(蒙、汉文版多部)、白族、维吾尔族、壮族、满族、彝族、傣族、土家族、苗族等哲学通史和肖万源等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包括24个民族。2000年伍雄武教授为首席专家的课题组获得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首届重大项目《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今年刘俊哲教授又获得《藏族哲学通史》国家重大项目,这些都是令人鼓舞的成果。

    下一步可否将羌族哲学史也列为重点?

羌族是历史悠久,对于中华民族文化作出过突出贡献的民族。史载炎帝“神农氏”,姜姓,是羌人中最早转向农业生产的一支;《史记六国年表》载:“禹兴于西羌”,说明羌人是夏代的主要成员;甲骨文记载:“羌方”是夏王朝的方国之一,主要生活在甘、陕、山西、河南西北一带;考古发现:新石器晚期至铜器时代,古羌人生活在甘青一带;秦国为征服西北羌人,先后用近300多年,迫使大批羌人迁往西南地区;隋唐时期,羌人建立西东女国,一个在藏北高原羌塘,一个在昌都及甘孜西部;宋时羌人一支党项建立西夏国(1038——1227),于1227年被成吉思汗征服。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伟大民族,其哲学思想一定是很丰富的。希望申报立项,做好这项工作。还有彝族哲学史,当然,也可以搞地区民族哲学史,比如:四川民族哲学史等。

 

    二、加强专题研究

    民族哲学研究发展到今天,就其内容、结构和体系而言,我以为如下三个方面,在今后一个时期内,是我们应该集中精力予以重点研究和突破:一是哲学史前史研究,二是民族哲学与儒学研究,三是民族哲学与宗教研究。这三个方面的问题是民族哲学研究和学科建设不可或缺内容和结构,是关系到民族哲学内容和体系的完整性问题。希望我们这个研究基地组织专家争取国家社科重点项目资助,攻破难关,为学科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民族哲学与儒学研究已由杨翰卿教授的课题组获得了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立项。我希望如下两个方面也能获得国家社科重大项目资助:

        1、哲学史前史研究

     哲学发生学和史前史研究是认识哲学本质和发展规律的重要途径,哲学作为知识的总结和文化的核心,与整个人类的思维、意识和文化的发生是密不可分的。所以,民族哲学研究的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伍雄武1981年在《云南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资料选辑》序言和1983年发表的论文《对哲学萌芽的探索——云南少数民族原始意识研究之一》,以及1995年佟德富发表的《中国少数民族原始意识与哲学宇宙观之萌芽》和2002年在日本《东洋学术研究》发表的《中国少数民族早期哲学宇宙观概说》等中,就这个问题作了专门论述。刘文英在原始思维和原始文化的研究方面是佼佼者,他在1996年出版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专著:《漫长的历史源头——原始思维与原始文化新探》中说,这是一部“中国人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用中国人的特殊眼光来阐述一个中国人的特殊看法。不是个别问题上,而是一系列重大问题及整体上的特殊看法”。“而不是对于西方某一学者或学派理论和观点的介绍和注释”。这部著作和他的一系列论文无疑对原始思维、原始文化和民族哲学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

    我们知道,图腾信仰是人类最早的信仰形式。原始思维,是指氏族先民是怎样思维的,而原始意识,则是指氏族先民在思维什么。研究原始思维可以帮助我们揭示氏族先民思维的特征,对于原始意识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揭示原始意识的形式、结构和内容。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原始意识是人类早期哲学、宗教、文学艺术\民俗、道德、科学等社会意识形式萌芽的混沌体。

    原始崇拜和仪式、神话、史诗以及原始宗教仪式经藉等,是原始意识的基本内容和表现形式。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一批先辈学者如茅盾、胡适等,以汉文古籍收录的神话“贫乏”、“零散”为据,受日本和西方学者的影响,认为中国神话“贫乏”、“零散”。尤其是胡适先生在其《白话文学史》中说:“古代的中国民族是一种扑实而不富想象力的民族”,“中国古代民族没有叙事诗,仅有简单的祭神歌与风谣而已”。中国哲学史界,有些学者据此也认为,古希腊经历过神话时代,“古希腊哲学家偏于关怀世界终极原因”,所以,自然哲学较为发达;在中国,“似乎并未产生希腊那样丰富的神话”。“甚至找不到像样的神话”,“孔子则偏于关怀人生终极价值”,儒学以实用为教,主张“不与天争职”,“从而建立起旨趣与希腊早期自然哲学完全不同的哲学体系”。

    对于中国神话之所以产生这样的“误解和偏见”,我认为他们都忽略了如下两点:

    第一,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是在中国境内生活的各个民族共同缔造的(包括已消亡的民族)。因此,讨论中国的任何一门学科的历史,包括自然科学,如果忽略和不包括少数民族的历史贡献,都是不完整的,不系统的。

    第二,汉文古籍收录的神话“贫乏”,绝不等于中国神话“贫乏”。汉族神话“贫乏”、“零散”,更不等于中国神话“贫乏”、“零散”。因为,中国至少有56个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神话和史诗十分丰富。其中,北方以萨满神话和英雄史诗而著称于世;中原也有很多神话和仙话;南方则以起源神话和创世史著称于世。

    仅以史诗为例,少数民族地区流传有大量史诗,其中既有早期创世史诗,又有中晚期英雄史诗;既有短篇、中篇史诗,又有长篇史诗。其中,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三大史诗,堪与希腊《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印度《罗摩衍那》和《摩柯婆罗多》相媲美。尤其是藏族《格萨尔》,长达120余部,1000多万字,堪称世界上最长的史诗;蒙古族不仅有长篇和短篇史诗,仅中篇史诗就有300多篇;南方彝族等少数民族史诗亦十分丰富,刘亚虎于1999年出版的《南方史诗论》有详细研究和介绍。恕不赘述。

    我相信,有如此丰富的神话、史诗和原始资料,定能写出一部中国哲学史前史,以弥补中国哲学史的空白。

    2、民族哲学与宗教关系的研究。

佛、道对中国哲学有深远的影响,儒释道融合的内容在中国哲学史中占很重要的地位。民族哲学也一样,受宗教影响深远。西北有10个民族信仰伊斯兰教:北方,我在《蒙古语族诸民族宗教史》一书中,介绍了蒙、达翰尔、土、裕固等民族,都信仰过藏传佛教,东乡族、保安族信仰伊斯兰教,这些民族也信仰过基督教、道教、东正教等:南方各民族分别信仰道教、佛教、基督教、傣族及邻近民族信仰小乘佛教等。说明宗教思想对少数民族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需要我们认真研究,总结出与民族哲学融合的部分,成为民族哲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建立民族哲学史料学

    史料是任何一个史学门类都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尤其是对于民族哲学这一新兴学科来说,史料建设尤其重要。30多年来,民族哲学史料的研究和建设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在内蒙古、云南、四川等地区出版了许多民族哲学史料集,为民族哲学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是,从总体上来看,这些成果还远远不能满进一步发展的需要,这要求我们齐心协力,尽早建立起一个民族哲学学科门类的分支学科:民族哲学史料学。

这是一个地域跨度大,时间跨度长,牵涉55个民族,需要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的浩大系统工程。我们知道,我国56个民族,除汉族和回族共同使用汉语言文字之外,其余54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约使用80多种语言。30多个民族有自己的民族文字。其中,有20多个民族保留有民族文字的历史文化典籍。如蒙文、藏文、满文、突厥文、回鹘文、察合台文、于阗文、焉耆—龟兹文、栗特文、八思巴文、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东巴文、彝文、纳西文等典籍,上个世纪50年代至今,各民族用汉文和民族文字搜集、翻译、整理、出版的历史文化典籍和文献汗牛充栋,不记其数。要将这些典籍、文献和资料加以收集、翻译、鉴别、整理(包括古籍的翻译、校勘、校点、校注等)、分类、编目、编纂出版,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这样一个浩大的系统工程,如果没有国家和地方的支持,没有强有力强有力的领导和组织团队,协调个方力量,是难以完成的。所以,我建议,我们这个研究基地和云南杨志明教授负责的民族哲学研究中心合作,联合组织一个高水平的学术团队,审报国家社科重大项目,争取早日创建一个名副其实的“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料学”。只有到那个时候,我们才可以自豪地向世人宣告: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学科真正建立起来了。我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2014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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