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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学会 2017-09-01 12:31:38 作者:SystemMaster 来源: 文字大小:[][][]

 

         四、 使用甲历 种植水稻

中国古代是通过六十年甲子循环的方法进行纪年的,“天干地支”甲历纪年法是中华民族最早的纪年方法。所谓甲历,即用甲子来记载岁时的日历。从中国史籍记载来看,是伏羲最早发明了甲历,所以甲历又称伏羲历或上元历、太初历,它是中华民族最早发明使用的历法。

《历书序》:“伏羲推策作甲子。”

《周髀算经》:“伏羲作历度。”

《管子》:“虙戏造六峇,以迎阴阳。作九九之数,已合天道。”

《古三坟》:伏羲氏木王月命臣龙潜氏作甲历。

《玉海·历法》:“外纪伏羲纪阳气之初为律法,建五气,立五常,定五行有甲历五运。”

《贞元改元大赦制》:“凡为择人,其在精覈……所司依资叙注拟,便於甲历之内,具标举主名衔,仍牒报御史台。”

从上述记载看,是伏羲发明了甲历,伏羲时代就开始使用甲历了。而蚩尤九黎是伏羲太昊氏、少昊氏的族裔,使用伏羲甲历当在情理之中。诚如王大友在《三皇五帝时代》中考证说:“东夷(蒙)民族原来的文明程度就比其他民族高,少昊保留了鸟官制和太昊历法,又实行金星历、日月阴阳合历。太昊、少昊、蚩尤保留在黄河中下游的族裔原来就营建垒壁城,就有自己天文观测中心和各种祭祀天、地、山川、河流、日、月、五星、四时等的灵山、灵台、坛、圜丘。少昊时代各氏族分衍后,都设立自己的祭坛、神位,祭祀各自的祖先,按自己的传统行事,神训政令不一。各国族围绕祭祀中心,营建高、昌(尚、常、宜、古)、个、亭、京(景)章(障、嶂),立天表,称为都,成为巫、政、教中心。”他还说:“蚩尤继承伏羲太昊四陆二十八宿系统,并完善这一系统……有了先进的历法,统一的历法,蚩尤颁布,使百姓知民时,蚩尤民不误农时,农业、渔业大发展。发明水田牛耕,水牛稻作农业……民知风雨阴晴幻变,充分利用天时地利,发展成为九黎八十一个兄弟氏族联盟。黎者黍稻犁耕,遍布九夷,故名九黎,经济实力最为雄厚。”我们认为,王大友先生的考证应是符合历史实际的。虽然他也习惯用“东夷”的说法,实际是“东蒙”即古苗人,因为太昊、少昊、蚩尤时还没有“东夷”的称谓概念,也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华夷之分。

唐春芳在《论苗族祖先蚩尤在中国历史上的功绩与地位》中考证说:“蚩尤是公元前26世纪初人,姜央、耉尤、伏羲出生要比蚩尤早。为什么这些苗族祖先能这样早就发明历法呢?这是由于苗族先民在距今约七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时期,就在现今的黄淮大平原从事农业生产,而农业生产受季节、气候等自然因素的制约极大。在生产力极为低下,人类驾驭自然能力极为薄弱的古代更是如此。因此,苗族先民自从事农业生产的母权制时代开始,即开始注意观察季节、气候的变化,研究冷、热、阴、晴、干、湿、风、云、雨、雪、霜、雾以及旱涝形成的原因,从中摸出大自然的规律,以便安排农事,乃是必然之事。”

蒋志华主编的《中国世界部落文化》说:“蚩尤战败后,依附他的部落自然也就作鸟兽散。黄帝把他们分别进行了安置:降服归顺的迁到“邹屠之地”,也就是今天的山东一带;野蛮而不服归顺的流牧到“有北之乡”,也就是北方寒冷的不毛之地。但很多有能力的人也得到重用,有的人还被黄帝用来观测天文,以指导农时,这也说明当时九黎部落对天文历法已有一定的研究。而大部份的九黎部人南迁,成为三苗部落的来源之一。”又说:“从游牧走向农耕是黄帝部落一大进步。也许是他们尝到了农耕的甜头,不用再东奔西跑,于是黄帝部落舍弃采集、狩猎和游牧的生产生活方式,开始焚烧山林,驱逐出森林里的猛兽,开辟农田。此后其他的部落也渐渐有了自己固定的农业区域,每个人也有了自己的农田,据说后来井田制就是从这时候萌芽的。”也就是说,黄帝部落尝到农耕的甜头,是在打败“东蒙”蚩尤后的事情。

杨庆林等著的《中华民族通史论纲》也考证说:“古苗人崇尚科学、崇尚英雄、善于发明创新……干支纪年法中反映了古苗人的科学思维及研究能力:1.当时的古苗人已经能够对长期观测到的天文现象进行系统记录并分析;2.当时的古苗人已经掌握了排列组合的数学方法,认识到了十进制、十二进制和六十进制这些记数方法,并加以应用;3.当时的古苗人已经认识到,自然界事物的发展存在周期性循环往复的规律,并将这一思想应用到纪年中。现代物候学的研究成果表明,中国古代的气候存在略50年一个小周期,100年一个大周期的规律(这一发现已被中国科学家竺可桢教授撰写成《中国近5000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论文发表在《中国科学》杂志上),这一规律与古苗人用六十年一个甲子纪年法所形成的60年小周期和两个甲子120年为一个大周期规律十分接近。因此,我们认为,古苗人可能通过长期的观测加分析发现了这种周期性变化规律。”

《山海经·大荒南经》:“苗民……继宜秬是食。

《诗经·硕鼠》:“无食我苗。”注;“嘉谷也。”

《公羊·庄七年传》;“无苗”。注:“苗者,禾,生曰苗,秀曰禾。”

《说文》:“苗,草生于田者。”

《吕氏春秋·勿躬》:“管子复于桓公曰:‘垦田大邑,辟土艺粟,尽地力之利,臣不若甯遬,请置以为大由’”。注:“大由,大农也”。

《丹铅录》:“由与农通”。

《韩诗外传》:“东西耕曰横,南北耕曰由”。

《管子·省官》说:“相高下,视肥瘠,观地力,明诏期,前后农夫,以时均修焉;使五谷桑麻,皆安其处,由田之事也”。

《广雅·释古三》:“苗,众也。”

《法言·重黎》:“秦楚播虐于黎苗。”

《后汉书·和熹邓后纪》:“以膽黎苗。”

上述记载告诉我们,“东蒙”取名为苗,与其种田农耕有关。苗生于田,禾曰苗,尤又作由,意为农,大由,大农也,使五谷桑麻,皆安其处,由田之事也,苗,众也。对此,杨万选考证说:“据典籍所载,中国土人,实为苗族。按:苗,从草从田,谓草生于田也。其初本会意字,如诗《硕鼠》‘无食我苗’,《公羊·庄七年传》‘无苗’。注:‘苗者,禾,生曰苗,秀曰禾’。其后或以禾黍油油之意。”日本著名学者鸟居龙藏在他出版的第一部《苗族调査报吿》中引用他人的话说:“云南、广西及贵州之山地住有许多苗子之部落,‘苗’字二字可译为‘力田之人’。”

盛襄子在《湖南苗史述略》中说:“《说文》:苗,草生于田者曰苗,凡草初生亦曰苗,故知古代称东南方土著人民曰苗,实显该族能深耕细耨,戮力农事,以农业为生活之根本,与我上古游牧之汉族不同,并无何种轻侮之意存乎其间……吾人根据古史之记载,此族为中国之古土著民族,曽建国曰三苗。对中华文化之贡献约有五端:发明农业,奠定中国基础一也;神道设教,维系中国人心二也;观察星象,开辟文化园地三也;制作兵器,汉人用以征代四也;订制刑罚,以辅生王礼制五也。”

上古时期,“东蒙”古苗人就生活在长江中下游和黄河下游一带,他们已经进入定居的农耕生活,人们以血缘结成人群共同体。原始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已经诞生,尽管这些行业在当时的社会生产中不是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但它们的出现,标志着古苗人已由自然寻食的采集、狩猎阶段进入创造生活必需品的种养阶段。他们不仅开始栽培粟、稷和水稻等谷类作物,而且开始饲养猪、马、牛、羊、狗、鸡了。他们将土地割裂成碎块,在一定的区域内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构成氏族公社,“一帮帮地聚居,一群群地生活”。在生产中互助合作,“耙公整山岭 , 秋婆修江河,绍公填平地,绍婆砌斜坡,才有田种稻,才有地种谷”。

日本佐佐木乔主编的《稻作综合研究》就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野生稻生长的记载,不能认为是古代从印度及越南,老挝、柬埔寨等传入。1940年,盛永氏认为,中国稻的真正起源,应当追溯太古时生活于扬子江与黄河之间的苗族所写的历史”。

从我国考古资料看,从距今约9000年前的贾湖文化、后李文化(距今约8300年)、北辛文化(距今约7300年)、河姆渡文化(距今约7000年)、良渚文化(距今约6500年)、大汶口文化(距今约6000年)等,都是上古时期“东蒙”即古苗人所创造出来的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化。

秋阳在《蚩尤与中国文化》中考证说:“良渚文化在时间上虽然晚于北辛文化,因其是在以稻作为基础兴起的,其文化程度更高。有考证说,世界水稻源于中国,长江中下游应是稻作农业起源的一个重要的中心(苏秉琦语)。良渚文化遗址发现的稻作遗存,存在的时间最为久远,存量最多,分布最广。浙江的蒲江上山,与湖南道县玉蟾岩,以及江西万年仙人洞,都发现距今万年前的稻作遗存。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普遍存在稻谷、谷壳、稻秆、稻叶等的堆集。它们不仅是我国最早的栽培稻之一,也是亚洲最古老的稻谷实物遗址……后来的苏杭能成为鱼米之乡,实非偶然。”秋阳强调说:“长江下游良渚文化区域的先民——蚩尤九黎,是以稻为主的农耕部落族群。考古学界一般认为,其文化水平高于全国三大文化系统(其他两大文化系统为仰韶文化及西辽河红山文化系统)之首。”

粱聚五在《苗族发展史》中讲了一段话,我们深以为然。他说:“鉴于以往的错误,我们叙述苗夷民族的发展史,要扫除狭隘的民族意识,争取互助的共同生存。不管是甲民族,或乙民族,是好的应该说好,是坏的应该说坏,不宜颠倒是非,直闹到底。即以蚩尤、黄帝、尧、舜、禹来说,他们对于人类的贡献,却是不小!我们要赤裸裸的抬将出来,让大家有个了解。如蚩尤之发明刑法、兵器、宗教,黄帝之发明缝制、指南车,尧舜之嬗让,夏禹之治水,真值得我们研究,也值得我们学习!不要因为我属苗夷民族,我只知崇拜蚩尤;你属于华夏民族,你只知崇拜黄帝、尧、舜、禹。甚至崇拜这一人,而侮辱那一人,制造民族与民族间的隔膜,以防碍大家的进步与发展,便失去了读历史的意义。因为民族的历史,是客观的事实,是指导人类向着最高理想迈进的方针。”

综合全文,蚩尤九黎部落发明了兵器、刑法、宗教和农耕,这些文化当时来说是最先进的,为后来崛起的炎、黄部落所汲取和发扬,为整个古老的中华文明的创造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范文澜说:“古代学者承认黄帝为华族始祖,因而一切文物制度都推原到黄帝。”而事实上,黄帝是在继承先进的“东蒙”、“九黎”文化的基础上开创中华文物制度的。正如蒙文通在《古史甄微》中说:“泰族者中国文明之泉源,炎、黄二族继起而增华之。”蒋志华主编的《中国世界部落文化》也说:“东夷(蒙)部落为我国早期文化的发展和推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中原华夏文明就是文化相对落后的西部华夏族吸收先进的东夷(蒙)部落文化后进入文明社会的。”只不过蒋志华等所说的东夷,应为“东蒙”或“九黎”才对。因为炎帝、黄帝、蚩尤时期,华夏还未居中土,又哪来的夷蛮处四方?华夷五方格局是黄帝打败蚩尤后,至夏商周时才逐渐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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