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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赵智奎在第四届理事会成立大会上做工作报告

作者:admin  来源:本站  发表时间:2008-4-5 13:37:45  点击:43

各位代表、各位专家学者、同志们、朋友们:
值此在新春佳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学会的各位专家学者,来到美丽的春城,在这里聚会,一方面总结第三届理事会以来的工作,进行换届选举;另一方面讨论科学发展观与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的研究工作,交流研究成果和体会,这是我学会成立以来的一次重要的会议,是少数民族哲学思想史学界的盛会,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团结起来向更高目标奋进的大会。在这里,我谨代表学会办公室和秘书处,向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致以热烈的欢迎和最诚挚的感谢!感谢大家千里迢迢,为了共同的目标,汇聚在这里,交流研究成果,商讨学会发展大计。同时,我们还要感谢云南省委宣传部、云南省文化厅、云南民族文化发展基金会、楚雄州委、州政府、楚雄大厦对本次会议的大力支持,正是在他们的热情支持和帮助下,才使本次会议顺利召开。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受天气和交通的影响,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同志们都历经艰辛,有的早已买好机票,但受到突如其来的暴雪和冻雨,航班被取消,不能与会;又正逢年终民工返乡,购买车票受阻,我们对他们未能参加会议表示遗憾,对他们的心情表示理解并深表敬意!
下面,我就第三届学会理事会成立以来的工作情况向与会代表汇报如下:

一、 学会第三届理事会成立以来的工作

2002年8月,学会在云南大理召开了第三届理事会成立大会,选举了新一届理事会领导成员。转眼之间,5年多过去了。对于学会来说,这五年是不平凡的五年,是磨合的五年,是调整的五年,也是发展的五年。
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成功地举办了两次学术研讨会暨学会年会

2004年8月3日—7日,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之际,学会在贵州省贵阳市召开了“邓小平理论与民族地区发展”学术研讨会暨学会2004年年会。来自北京、内蒙、辽宁、湖北、云南、重庆等地和贵州省社会科学界的专家、学者60余人参加了会议。
这次会议由我学会和贵州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贵州大学、贵州师范大学、贵州民族学院、贵州财经学院、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协办,得到了中共贵州省委、省政府的关心和大力支持。我学会理事长王天玺同志到会,时任中共贵州省委副书记孙淦、副省长吴嘉甫出席了会议,孙淦同志在会上讲话。此外,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贵州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贵州省社科院、贵州大学、贵州财经学院、贵州师范大学、贵州民族学院的领导也出席了会议。
参加贵州年会的专家学者主要针对“邓小平理论与民族地区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会议交流论文40多篇,旨在认真实践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按照科学发展观关于以人为本、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要求,探索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思路,为加快推进我国西部地区的崛起,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出谋献策。

2005年7月27—30日,我学会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召开了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构建和谐社会学术研讨会暨2005年年会。此次会议由我学会主办,内蒙古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内蒙古农业大学承办。来自全国各地的蒙古、藏、壮、土家、苗、满、汉等民族的6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时任中共内蒙古常委、宣传部长莫建成到会讲话。
呼和浩特年会紧紧围绕“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构建和谐社会”这一主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与研讨。会议期间,云南师范大学伍雄武教授、清华大学吴彤教授做了学术报告。与会代表对学术报告给予了高度评价。这次研讨会收到论文近40篇,论文涵盖区域经济、科学哲学、民族理论、生态文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研究、鄂尔多斯学、宗教文化、民族地区法制建设、民族思维方式、蒙古族乞颜文化等,涉及蒙古族、满族、藏族、朝鲜族、土家族、苗族、彝族、壮族等多个少数民族。
这两次研讨会,我们都出版了论文集:一部论文集为《西部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王天玺主编,37万字,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收入研讨会论文40多篇;另一部论文集为《中国少数民族和谐思想研究》,包赛因、高潮等同志主编,收入研讨会论文近40篇。
应该说,这两次研讨会对于积极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提升学会的研究能力、水平和影响,凝聚学会的研究力量和吸收新鲜血液,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社会上也起到了较好的影响。

   
(二)多次举行理事长办公会议,研究学会发展问题

2003年以来,学会工作逐渐走上正轨。这里主要指学会的日常工作。2004年—2007年,我学会每年召开两次在京的常务理事会或理事长办公会议,前后召开了8次。主要研究学会发展问题,讨论决定召开两次年会。2006年的两次常务理事会,主要是就学会换届和学会自身建设等重大问题进行讨论; 2007年的两次常务理事会,决定创办学术通讯;学会办公室拟定了《学会换届工作实施方案(草案)》(征求意见讨论稿),供学会第三届常务理事会讨论;常务理事会讨论了换届方案,形成了换届意见。个别征求了部分京外常务理事的意见。

(三)学会和国家民委保持密切关系,顺利地通过年检,办公室日常工作有条不紊

自2003年开始,学会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以及负责财务的同志,为学会年检工作,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每年都比较顺利地完成了社团年检工作。年检工作比较复杂,现在国家民政部对社团工作非常重视,管理越来越严格。我学会的主管单位是国家民委,多次召开会议,规范社团工作。在民委社团办的指导下,2004年、2005年、2006年、2007年的年检都顺利完成。
5年来,学会与上级主管部门,一直保持畅通、密切的联系。积极参与民委组织的救灾捐款活动,参加民委社团办组织的各项会议。学会重大问题,及时向社团办沟通、汇报,得到国家民委社团办的肯定。
应该指出,我学会是在国家民委社团办的指导下开展工作,对此,我们有深刻的体会。过去以为学会只是挂靠在民委,民委对我们只是一般性地指导。其实不然,这种意识亟需转变。民委所属的21个学会,都直接在民委领导下开展工作,学会主要领导任职的申报,须国家民委正式下红头文件批复。国家民委的重要会议,委属社团要派领导和代表参加,还要及时汇报年度工作计划,特别是在国家重大政治活动期间,要求各学会有值班制度,及时报告情况,等等。
学会秘书长及其领导下的学会办公室主要是日常工作,上报各种材料、组织各种会议、参加上级组织的各类会议等等。特别是组织年会工作,从发通知到反馈联系,都需要作细致的工作。而我学会主要是学会办公室副主任陈亚联同志作具体工作,还时常临时抓研究生的差。所用的办公用品,也都是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办公资源。电话费自己出。虽然付出了时间和辛苦,但他们无怨无悔,愿为学会的发展做出自己应尽的贡献。


(四)学会领导率先垂范,为学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学会工作所取得的成绩,是和学会领导的努力与付出息息相关。2002年年会上,在王天玺同志不在现场情况下,我们选举了天玺同志为第三届理事会理事长。大家选举他为学会理事长,表达了对他的高度信任和热切期望。事实证明,天玺同志担任学会理事长后,没有辜负大家的信任和期望,他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领导有方,有魄力,为学会筹集经费,组织学会年会、出版年会论文集等等,付出了卓有成效的劳动,得到大家的好评。天玺同志是中央管的省部级领导干部,学会工作没有任何名利,有的只是操劳和付出,但他一心一意地为发展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研究事业而努力,设计如何发展,如何走出困境等等,积极付诸实践,这种实干精神是我们学会的每个同志都要学习的。作为学会秘书长,我能够理解天玺同志,并对他致以发自内心的敬意。
学会法人代表、副理事长张克武同志,为学会的曲折而健康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正是在学会发展遇到曲折和困难期间,他临危受命,担任学会秘书长和法人代表。他对学会工作极端负责,善于团结学会的老专家、学者,调动老同志积极性,他为学会勤俭持家,不乱花一分钱,为学会节省每一个铜板,使学会在困难时期保存了一定的资本,能够在后来全国学会的大整顿中得以生存。表现了学会创始人对工作高度负责的精神和态度。这使我深受教益,我从张克武老师身上学到了学多。
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傅青元同志,德高望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学会发展出主意、想办法。他身体不好,却在高温烈日下,为编辑学会论文集挥洒汗水;他在协调组织学会各个方面的人力资源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此外,杨玉山同志、、哈经雄同志、陈筠泉同志、恩和巴图同志,也都为学会发展作了不少工作。得到大家的积极评价。
特别应该指出,副理事长佟德富同志、史金波同志、伍雄武同志,他们都是科研硕果累累,桃李满天下,是在全国具有重大的影响的著名专家。是我们学会学术发展的带头人。为学会发展赢得了荣誉,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
在总结学会取得的重大成绩时,我们特别怀念那些为学会付出心血和做出巨大贡献的老领导、老同志,特别是已经去世了的学会领导,如新疆的买卖提明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萧万源同志、内蒙古自治区语委的特木尔巴根同志,……我们将永远铭记他们为学会发展所作出的贡献。

         
二、学会主要成就的回顾和现实问题

(一) 学会科研成果丰硕,在学术界引起重大反响

我学会成立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学会、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学会于1992年合并组成。学会成立以来,出版了大量学术著作,发表的学术论文难计其数,同时,搜集、发掘、抢救、翻译了大量学术研究、资料,开展了国际学术交流,大大拓宽了我国学术研究的领域,填补了我国哲学及社会思想史的空白,改变了我国哲学及社会思想史过去只局限于汉族的局面,学会的主要成就是:
1、努力为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在民族地区的实施,以及为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社会进步服务,做出贡献。
作为研究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的学会来说,在开展学术活动中我们除了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外,同时,坚定地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坚持维护祖国的统一,各民族的大团结,坚持民族平等互助,反对民族分裂主义、大民族主义、狭隘民族主义。为了配合党和国家提出的方针、政策的实施,学会根据党和国家在不同时期提出方针、政策并结合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组织进行研究和开展学术讨论。如党中央提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一要求后,为配合这一要求的实施,学会专为此曾举行过两次大型学术讨论会,一次为以少数民族优秀文化道德传统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中心主题;一次为以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少数民族精神文明建设为中心主题。在这两次学术讨论会上,与会者提供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内中不乏质量较高的论文,对如何促进和搞好少数民族的精神文明建设提出了许多好的见解和建设性意见。
     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又作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由于在当时情况下,市场经济对我国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来说,这是一个从未历过、实践过的陌生问题,而对广大少数民族地区来说,则是更为陌生的问题。为了探索市场经济的内涵和要求;以及使之如何在广大民族地区植根和培养;如何实现观念变革等问题,本学会以此为中心内容专门举办了学术讨论会,会上还事先安排了主题发言,会后,有的论文已编入学会论文集,同时,本学会有的学者还组织了有关教学和科研人员对市场经济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正式出版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民族地区建设》一书,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何在广大民族地区植根、培育;如何进行观念变革问题,以及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和广泛宣传,起到了先声的作用。有的民族院校及地区党校,还以此书为教材开设了这门课程。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基础上,取得一系列理论创新的成果,出台一系列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和民族团结的政策措施。我学会围绕这些新的理论成果和政策措施积极开展研究。学会中的许多专家出版和发表了研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专著,并结合少数民族哲学研究发表了许多论文。
2、取得了大量的科研成果,填补了我国对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研究的空白。
由于学会聚集了全国从事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研究的专家、学者和教育工作者,可谓“众人拾柴火焰高”,可谓群星荟萃,所从事的研究不仅有专题的、综合性、而且也有分民族的,已出版的学术著作约在六十部以上,发表于全国各报刊的论文不计其数。1992年正式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填补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空白,在学术界和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多次获奖。
鉴于学会的研究领域,有许多内容与兄弟学会及科研单位研究的内容是交叉的或者有共同之处。因此,加强彼此的协作,这不仅有利于互相促进,取长补短,而且有利于共同提高,把研究引向深入。如1995年我学会与中国孔子基金会在湖南湘西吉首市和张家界联合举办了“儒学与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关系”学术讨论会,根据这次学术会议提供的论文,选编并正式出版了《儒学与中国少数民族思想文化》一书,这是中国有史以来关于儒学与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研究的第一本专著。此书的主要内容是:阐述儒学与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双向性”关系,即二者既是相互影响、相互补充的,又是相互发展的、彼此融合的,它们一起构成了绚丽多姿的中国古代文化,说明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56个民族即中华民族共同创造的。
1998年我学会又与新疆社联、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及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联合举办了维吾尔族十一世纪著名学者、哲学家、思想家、诗人尤素浦•哈斯•哈吉浦巨著《福乐智慧》大型全国学术讨论会,会议在该书作者的家乡和埋葬地新疆喀什举行。这次学术讨论会使学术界对《福乐智慧》的研究更加深入,并在讨论会上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和新看法,而这写些新观点和新看法都是我学会与会的研究者提出的,引起了会议的重视,会议结束后还正式出版了论文集。
3、搜集、发掘、抢救、整理、翻译和出版了大量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的研究资料。
对于开展学术研究来说,特别是对于“史”的研究,如果缺乏必要的资料将寸步难行。因此,学会从成立开始,既非常重视并重点抓资料的搜集、发掘、抢救、整理和翻译工作,在学会的大量学术活动中均强调这一工作的重要性,并采取了一些必要的措施,包括组织人力、物力、财力投入这一工作,如:本学会的同志积极参与了维吾尔族古典巨著《福乐智慧》的全文翻译和出版,从而为对该书及该书作者的丰富思想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巨大方便。由学会的同志整理、出版的资料还有:蒙、汉文的《哲学及社会思想史资料》、汉文的《哲学及社会思想史研究资料》、《成吉思汗军事思想资料》(一、二辑)、译为汉文出版的《蒙古风俗鉴》等等,还有属于南方少数民族的如《侗族》,《古歌》等以及其他许多资料。总之,由于学会的成立和开展大量的学术活动,大大促进和推动了这一工作,各个民族地区都不同程度地搜集、发掘、抢救、整理、出版了不少研究资料,为开展学术研究提供了便利条件。
4、为少数民族的文化教育事业发展服务。
由于学会不断地开展学术活动,尤其是在广大民族地区开展学术活动,以及学会会员以其自身的研究活动,影响和带动了广大民族地区的许多年轻研究者从事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的研究;从而积极推动和促进了民族地区这方面研究工作的开展,也使民族地区大批的研究者不断地成长起来,而且研究的成绩斐然,从而使学会的研究工作不愁后继乏人,这也是本学会在开展活动中早就注意到,并有意识进行引导的结果。
为了培养研究人才,教授学生懂得从事这方面研究方法,本学会的学者早在80年代初,就在民族院校的经济学专业研究生中开设了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思想史课程,后来在哲学专业研究生中又开设了中国少数民族哲学课程,而且在上个世纪末还编写出版了《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概论》一书作为研究生教材;有的院校不仅开设了这门课程,还积极带领研究生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和调查实践等等,使大批年轻的研究者很快成长起来,为学会的继续发展增加了后继力量和生力军。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学会的科研成果:
《党的先进性与执政能力》(全三卷),王天玺主编,人民日报出版社2007年7月版;《中国少数民族哲学专题研究》,佟德富、宝贵贞著,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版;佟德福主编的《蒙古语族诸民族宗教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年4月版;宝力格的专著:《蒙古族近现代思想史论》,辽宁民族出版社。《史金波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5月版,石朝江、石莉的《中国苗族哲学社会思想史》,赵智奎研究员所著《精神文明建设论》等等。

(二)学术活动积极活跃,研究领域的广度和深度空前

进入新世纪以来,内蒙古地区的草原文化研究,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草原文化以其独特的民族和地域特色、丰厚的文化积淀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交相辉映,共同造就了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并对世界文明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深入研究草原文化,对于我们继承和弘扬优秀民族文化,丰富中华文化内涵,增强民族凝聚力,维护祖国统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在研究草原文化方面,内蒙的同志走在前面。其中我学会成员成果显著。有的专家学者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如宝力格研究员的《草原文化概论》等,在学术界得到了较高的评价。

(三)学会新鲜血液增加,成员结构年轻化,显现蓬勃生机

如前所述,我学会荟萃了全国从事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研究的专家学者。令人可喜的是,近年来,我们陆续发展了一批新会员,这些新会员起点高,多数是博士、硕士,为学会增添了新鲜血液。使学会成员逐渐年轻化,显现出蓬勃生机。我学会的老专家学者,虽然陆续从现任岗位上退下来,但他们将继续耕耘,传、帮、带,永远是我们学会的宝贵资源和巨大财富。

前面讲了学会的成就,也要看到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学会经费不足,对学会开展工作产生不利影响。主要影响了我学会的发展规划,即2004年贵州年会上,学会决定编撰出版一套我国55个少数民族哲学和社会思想史研究的全书——《中国少数民族思想文化全书》。主要研究:1.几千年来少数民族思想文化的形成与发展;2.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新中国成立以后50多年来,少数民族思想文化发生的变化;3.在全球化的趋势下,少数民族思想文化向何处发展?该工程意义重大,学会正在争取条件,通过适当途径和形式立项。我们离目标的实现还有较大距离。
二、学会成员因退休、调动等原因,变化较大,亟需整顿。
三、学会组织工作滞后,长时间不收会费。
四、与兄弟学会相比,差距较大。

三、学会今后的主要工作与发展前景(略)
    
(一)进一步学习和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加强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对学会工作的指导。
(二)积极开展学术活动,把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研究,引向深入。
(三)进一步调整和优化学会结构,使学会工作更上一层楼

继续办好《学会通讯》。
创办学会网站。
收取会费,规范学会秩序。

主办: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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